在上海的愚园路西侧，静安寺以西有一条古老的弄堂，名为“中一村”。这条弄堂并不宽敞，两边矗立着三层小楼，外墙为红砖砌成，窗户则是木制框架，有些窗台上还摆放着几盆生机复苏无望的绿植。晾衣杆从弄堂的一端伸至另一端，床单、衬衫及小孩的校服五彩斑斓地挂着，微风一吹，便发出悦耳的响声。弄堂的入口处有家修鞋摊，老汉师傅已经七十多岁，他每天九点开摊，四点收摊，他在这里修鞋已经四十余年。弄堂内的搬迁与孩子的学习情况尽在他的掌握之中，但他未曾知晓，在他摊位的第三栋楼内，有间朝南的房间里，曾住着一个七岁的小男孩。这个男孩就是钱永刚，他从这里启程去往美国，又在七年之后启程，走进了一段截然不同的人生，而他的父亲正是钱学森。

1955年9月17日，旧金山港。一艘名为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的邮轮靠岸，船体涂成洁白色，烟囱缓缓冒着淡淡的烟雾。码头上熙熙攘攘，有人送别，有人迎接，还有些人艰难地搬运着箱包，声响热闹无比。钱学森一家四口站在船甲板上，他当时四十多岁，身穿灰色西装，领带系得整齐，面无表情。妻子蒋英站在他旁边，一手扶着栏杆，另一手则被海风吹乱的发丝轻拂。七岁的钱永刚和五岁的妹妹钱永真，俩孩子兴奋地趴在栏杆边，观察着码头的车辆和人群，以及遥远的旧金山街道起伏的轮廓。船逐渐远离码头，钱永刚当时并不懂得“回国”与“离开”的含义，他只觉得船行驶了很久，回头还能看到海岸线，疑惑地问父母为何走得如此遥远却还依稀可见陆地。蒋英轻抚着他的头，没多加解释。

这位七岁的男孩并不知道，为了搭乘这艘船，他的父亲已经等待了整整五年。早在1950年，钱学森便打算回国。那时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已是终身教授，喷气推进的领域他赫赫有名，美国军方甚至将他视为“一个人顶五个师”的存在。然而他想回国的愿望遭到美国当局的反对，先是被限制出境，后又被拘留，最终经历了数年的软禁。在洛杉矶的家中，钱学森处于严密监视之下，生活受限，连去超市买东西都要有人跟随，电话被监听，信件被拆检。这样的压抑生活持续了五年。直到1955年，中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方式，利用朝鲜战争中的美军战俘换回了钱学森，当这个消息传来时，他正在家中读书。放下书本，站在窗前的他沉思了许久，随后告知妻子要收拾行李，准备离开。

走的时候，钱学森一家带走的东西并不多，只是几箱书籍、一些衣物及两个幼小的孩子。他将自己在美国二十年的学术积累、人际关系与优越生活条件全部留给了过去。航行在海上二十多天后，他们的船只抵达香港，继而换乘列车北上。尽管罗湖桥不长，几步之遥，他们却能察觉出，过桥时，父母嘴角的微笑似乎多了些释然，然而又带着几分紧张。七岁的孩子并不理解这些情感，他只知道，从那时起，他的生活要在一个全新的地方展开。

回国后的钱学森，全身心投入工作。他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担任所长，随后又成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，面对导弹与航天这些伟大事业，他从零开始开创一切。钱学森常常早出晚归，有些日子甚至几天不归家。由于工作的高度保密，连妻子蒋英也无法完全了解他所从事的内容，更别提孩子们了。年幼的钱永刚对父亲的印象无非是“忙”字。早上未醒时，父亲已经出门，晚上沉沉入睡时，父亲仍未归家。偶尔周末父亲在家，也是埋头充实自己的书房，堆满了各类图纸和文件，仿佛有一座小山。家中从未有过“父亲辅导功课”的场景，母亲蒋英独自照顾两个孩子，兼顾她的声乐教学。作为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女高音歌唱家，蒋英在中央音乐学院教课，但她陪伴孩子的时间远远多于丈夫。钱永刚回忆，父母在家中很少提及大道理，没有“要你勤奋学习”或“为国家贡献”的说教。父亲埋头苦干，母亲认真执教，孩子们就如此默默观察着，学习“怎么做”。

这种教育模式难以简单地评判其优劣。它培养了一个独立的孩子，却也使他不得不面对人生中的许多挑战。1966年，钱永刚十八岁，是个该进入大学的重要时刻。以他的成绩、家世与正常路径来看，他理应进入大学，选择专业，读书四年后便可安排工作。然而，在当年那个特殊的年代，国家的教育系统被按下暂停键，学校停止授课，高考被取消，整个社会的未来在瞬间蒙上阴影，所有学生停滞不前，不知所措。站在这个停滞的时刻，钱永刚感到自己原本清晰的未来变得模糊。他不再有大学可读。在那个时代，十八岁的他不能像今天的孩子那样，顺利跨入大学的门槛，前方是一条断裂的道路，而身后是已走过的中学岁月。他别无选择，只能转身踏上一条旁路。这一年，他选择参军，拿到了入伍通知。